哈爾濱呼蘭區14名官員被一鍋端,均涉嫌充當黑社會保護傘

  最近有個新聞,讓人感覺有點活久見。

  據黑龍江省紀委監委7月2日消息,哈爾濱市呼蘭區委原副書記、政府原區長于傳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并為黑社會充當“保護傘”,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這算什么大事嗎?自從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開始以來,我們“大風大浪”見多了,一個區長不算什么。可問題是——

  官方通報顯示,6月10日以來,呼蘭區已有14名領導干部連續被查,他們全都涉嫌為黑社會充當“保護傘”。其中包括區委原書記、區政府原區長、區政協原主席、副區長、區內一些局一把手等人。

  結合以前披露的典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黑惡勢力一打就是一個集團,其“保護傘”一般也是一打一大片。

  黑惡勢力集團化不難理解。可為什么“保護傘”也會有這樣的集團性?“保護傘”究竟是如何出現和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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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呂德文(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俠客島”(ID:xiake_island),原文首發于2019年7月5日,標題為《此地干部一鍋端!》,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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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

  以前,人們習慣將涉黑“保護傘”當成是“個人”行為。多年來的反腐斗爭,也都聚焦于個人,尤其是關鍵群體的反腐。

  其實,現在的黑惡勢力“保護傘”,某種程度上更多是“制度性產物”。一打一大片,恰恰是我們現在制度化治理水平提高了,低級官員和單個人做不成了,所以會有位高權重者被稱為“保護傘”。

  反腐敗理論里,有一個普遍認可的公式:腐敗行為=腐敗動機*腐敗條件。

  這里的腐敗條件,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的空子”;為了堵住原有的制度漏洞,人們會設計出更加復雜、更具制衡的制度出來。

  制度更完善了,怎么還會有“保護傘”呢?

  這是因為,單個官員的可操作空間少了,但并不可能完全杜絕這個空間。行政是有多個主體、多個體系聯動的結果,再怎么彌合行政縫隙,行政環節之間,總是要有人去扣上的。一旦有人抓住關鍵點,攻入行政環節,就有可能破除其完整性。

  結果就是,個體的“微腐敗”是止住了,但很可能是以集體性的“微腐敗”為代價。

  比方說,過去在交警執法過程中,執法過程差不多是“一手交罰款,一手交罰單”這么個過程。但罰多少、怎么個罰法,可以商量。這就滋生了很多腐敗。隨著制度和技術的更加完善,一線交警執法可操作的空間很小。結果就是,違規者就會從其他的更高環節去攻入。

  比如,上個月,黑龍江伊春市就發生了一起“一人違法,全家被抓”的事。6月10日,伊春森工集團原黨群工作部部長、工會副主席殷廣慧酒后駕車,被交警發現;在派出所時,他打電話給在鐵力市人大擔任主任的妻子王君華,王又給鐵力市公安局局長張某打電話,請托出面幫忙。

  期間,殷廣慧在鐵力市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工作的女兒和在鐵力林業局紀委工作的女婿又趕到現場,阻礙干警執法。后來,公安局局長張某趕到派出所,在沒有對殷進行酒精檢測的情況下,讓殷離開派出所等候處理。

  6月27日,經群眾舉報,伊春市紀委監委對上述5人進行了嚴肅處理,有的人還被刑拘。——就這么一件小事,就揪出來一家子違紀違法,非常諷刺。

  這說明,過去的微腐敗多,風險分散,腐敗分子之間也許不需要合作;現在腐敗的數量可能相對少了,但風險集中的程度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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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

  正常情況下,有決策權的官員要“議價”,尤其是要向社會汲取資源,需要三個條件。這三個條件,也是“保護傘”運作良久的基礎。

  首先,必須在內部形成穩定的利益共同體。

  在縣及縣以下的政治社會場域中,利益共同體的有復雜的內涵。人們很容易在同事關系,業務關系,人情關系和市場關系中建立勾連,人們就容易借助這些復雜的網絡關系不斷增強各自的社會資本。

  北京高院近日發布的掃黑除惡典型案例中,第一例發生在房山區琉璃河鎮五間房村。該村原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陳海濤在2004年至2017年間,先后糾集無業人員10余人,進行聚眾斗毆、串通投標、強迫交易等20余起違法犯罪活動。

  他們逐漸形成以陳海濤為組織者、領導者的黑社會性質組織,長期把持基層政權,對妨礙其利益和違背其意愿的群眾蓄意滋事,隨意毆打,致使部分群眾不敢舉報、控告。今年5月,這位“保護傘”被判處有期徒刑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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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28日,北京市二中院以14項罪名判處陳海濤有期徒刑25年,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余13人有期徒刑10年到1年4個月不等

  其次,議價對象必須有足夠實力。

  說白了,議價對象的實力取決于其內部組織能力和利益鏈接能力。一個內部組織松散,又容易出幺蛾子的組織,具有一定地位的官員怕是不屑于打交道,因為風險太大。

  島叔曾對房地產市場做過一些調研。過去,小開發商很多,暴力拆遷也很多,出事也特別多。如今,政府對開發商的資質和實力特別重視。問題是,灰色利益在這個領域并未消失。

  政府需要開發,城市升級,并解決社會問題——千萬不要因為開發而制造社會矛盾,給政府找麻煩;開發商則要項目和利益。

  開發商坦言,在開發過程中不可能不遇到阻力,面對“釘子戶”,“以暴制暴”“以黑治黑”是常見的操作辦法。但沒有相關部門的默契配合,怕是做不成;一旦出事,總要有人承擔責任的。有實力的開發商當然會自己消化,即便是出了大問題,最好也是自己擔著。

  反過來說,一個會做的領導,當然也要為開發商提供條件,協調各個部門推進項目進展。

  最后,是要有足夠多的隱蔽機制。

  比如說,查酒駕后給5分鐘時間打電話,就是一個隱蔽機制。這個做法,很難說是腐敗,甚至也可以說是一個說得過去的“人性化操作”。

  再如,拆遷隊搞強拆時,公安局延時出警,這也是一個極其隱蔽的機制——它可能不符合110接處警規范(5分鐘內達到現場),但這畢竟只是一個內部規范,沒有太多的約束力;但這一做法,對房地產商很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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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

  概言之,“保護傘”的運作,其實有足夠的“制度基礎”。

  一個掌握實權的領導,在一個地方經營時間足夠長,就一定可以構筑自己的“關系網”。這個關系網,既包括地方治理體系形成的“官官相護”,也包括地方相對封閉和發達的熟人社會網絡。

  客觀上,我國的干部制度是“下管兩級”,這意味著,絕大多數基層官員其實一輩子就呆在一個地方,流動性小,必定形成熟人關系;并且,我國的治理體系具有鮮明的“分口管理”的特征,一個主要領導分管一個領域,這個領域往往業務相近,也是相互配合的關系。

  于是乎,分管領導也是實權領導——他可以增強部門協同,提高行政效率,但這也意味著,只要他有意運作,就可以在自己的分管領域建立一個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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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是,基層治理其實是存在大量灰色地帶的,靠制度解決不了,得依靠官員的主觀能動性。

  如此一來,基層官場和地方市場之間,就存在一個廣闊的“議價空間”。當一個沒有私心的官員去議價時,可能是一個敢于擔當的好官員;但當一個有私心的官員去議價,哪怕是有公共利益的保護,也很容易在有意無意間成為“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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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一:

  這些“保護傘”,如有雷同,請對號入座

  這周,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進駐多個省份,又掀起掃黑除惡的颶風,一大波黑惡勢力“保護傘”又該瑟瑟發抖了。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公職人員,你可能會想:“黑惡勢力‘保護傘’,這么可怕的頭銜,還是離我很遠的吧。”那可真不好說,下面,我們就來幫你假設一下: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ID:zyjwgjjw),原文首發于2019年4月13日,標題為《這些“保護傘”,如有雷同,請對號入座》,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假如,你是綜合行政執法局的一名工作人員。你的微信好友里有一伙社會失足青年,他們拉幫結派,打、砸、尋釁滋事,肆無忌憚盜采河砂,擾亂當地河砂市場。你不好好勸勸他們,卻在每次執法部門去檢查時,給他們發微信:“兄dei,快跑!”所以他們總能通過暫停采砂作業、車輛避讓行駛等手段,完美躲過執法檢查。

  事后,他們給你發兩個微信紅包,鞏固一下你們的塑料兄弟情。不到一年,你的微信錢包就攢了將近5萬塊的零花錢。可惜,“兄弟”的錢是沒那么好拿的,事情遲早敗露,你刪了微信好友和聊天記錄也沒法告別過去。你可能會失去公職,被開除黨籍,并因受賄罪去唱《鐵窗淚》,5萬塊的零花錢也被沒收得一干二凈,沒準還得倒貼罰金。

  假如,你是個公安民警。你們縣里長期盤踞著一個涉黑犯罪團伙“霸霸龍”,他們開設賭場、組織賣淫、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暴力討債、欺壓百姓,壞得流膿水。

  但是你和你的幾個同事卻對“霸霸龍”“溫柔以待”,不僅不組織查處,甚至通風報信。原因是“霸霸龍”對你特別“孝順”,逢年過節都送些吃的用的花的——金額加起來至少六位數。恭喜,至少受賄罪,沒跑了。

  后來,“霸霸龍”干了一票大的,搞出了人命,這個案子沒法壓了。而“不幸中的萬幸”,你恰巧是案子的主辦人員,在偵查取證過程中,為了把重罪改輕罪,就違背案件事實真相,從有利于罪輕的過失致人死亡罪方面搜集證據,成功幫助“霸霸龍”主犯重罪輕判。那么你可能涉嫌徇私枉法犯罪。

  假如,你是檢察院公訴科的一個內勤。“霸霸龍”主犯被輕判后,他老姐擔心日后事情敗露,就跑來給你送了個愛馬仕鉑金包包,里面還塞了幾沓粉色鈔鈔。于是,你上班的時候,“不小心”把案件公訴內卷扔進了垃圾箱。就算以后有人對判決結果重新倒查,也要讓他們查無可查。知道你可能犯了什么罪嗎?徇私枉法罪。

  假如,你是監獄管理局的局長。某天,監獄里來了一個涉惡罪犯任滅霸,他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綁架罪被判了無期徒刑。話說這個任滅霸,一進來就成了浴霸哦不獄霸,不服管教、嚴重違反監規、充當牢頭。但是他在外頭的兄弟特別乖巧懂事,知道你是拿死工資的,就經常幫你“改善改善生活”。于是你就決定義氣一次,替任滅霸減減刑,畢竟無期徒刑太難熬了。你指令監獄把任滅霸打造成獄里的“模范標兵”,偽造減刑證明材料,提請將其刑期由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你徇私舞弊、濫用職權,可能犯了濫用職權罪、受賄罪。

  獄警們在你的熏陶下,都甘當“馬前卒”,競相主動為任滅霸辦事。比如給任滅霸在監獄內開單間、設小灶,給他玩電腦、用手機提供便利,還縱容他與外界聯系減刑事宜。他們都可能違反工作紀律,甚至涉嫌違法犯罪。

  假如,你是某中級人民法院院長。監獄那邊想給任滅霸違法減刑,還得過你這一關。任滅霸的兄弟們往你這跑得勤,請你按個摩泡個腳,組團打個王者農藥還給你送金幣、送皮膚,然后順嘴說有點“小事”請你幫個忙。你這人的缺點就是不擅長拒絕別人,也沒詳細詢問情況,都沒搞清任滅霸是個什么渣渣,就輕率督辦,三次裁定減少任滅霸刑期。在法院、監獄、檢察、公安系統人員和“黑”律師的通力合作下,十年以后,任滅霸就重出江湖,震驚百姓。玩忽職守罪,就是你的罪名。

  假如,你是個村委會主任。你們村里10多個游手好閑的村民組成了一個“河東老人會”的惡勢力團伙,對他人實施敲詐勒索。你不但沒有制止、揭發,還姑息縱容、積極參與,導致“河東老人會”長期盤踞一方、坐大成勢。有一次,你們村委會有100多套門市房整體向外出租,你為了幫助“河東老人會”總舵頭的女兒獲得承租權,就提前透露租賃資質,縮短公示期限,對其他競爭方設置障礙,欺騙村民代表。這下,總舵頭的女兒賺大發了,你卻違反了群眾紀律,而且可能涉嫌違法犯罪。

  假如,你是某市人大機關一個干部。你義結過一個金蘭——某村村委會主任梅品德。想當年,你們也曾“歃血為盟”、互相交換過汗巾子,定期聚會,倚天屠龍。梅品德對你出手大方,你也做他的堅強后盾。你利用關系將梅品德違規發展為市人大代表,給他罩上政治“光環”。梅品德有不法行為,你則向相關部門打招呼說情替他開脫。

  有你的站臺撐腰,梅品德和他的宗族勢力長期控制村里的事務,肆無忌憚盤剝百姓。所謂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在你們的同心協力下,“斷”了不少集體資源的“金”,涉案金額高達八位數。你的行為,違反了廉潔紀律、群眾紀律,而且情節很嚴重,可能會被開除黨籍,接著還有司法機關向你sayhi。對你們“兄弟二人”負有監管職責的當地黨政領導,也可能被追責。

  假如,你是個……

  不說了,反正干了這些事,你就是“保護傘本傘”沒問題了。以上事件皆有原型,前車覆轍血淚未干。只要你是黨員干部、公職人員,特別是有點執法權、司法權的,慎之慎之。珍愛手中公權,遠離黑惡勢力。

  延伸閱讀二:

  書記、區長、政協主席……14名官員被“一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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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黑龍江省紀委監委網站7月2日消息:哈爾濱市呼蘭區委原副書記、政府原區長于傳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并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充當“保護傘”,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據公開履歷,于傳勇生于1972年11月,是哈爾濱本地人,一直在哈爾濱工作。他曾任共青團哈爾濱市委副書記,哈爾濱市城管行政執法局黨委副書記、局長,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呼蘭區委副書記、區長,2017年12月任呼蘭區正局級干部。

  就在于傳勇落馬前的6月30日,與他搭檔的呼蘭區委原書記朱輝被查,通報中同樣有“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充當‘保護傘’”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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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輝1962年1月生,黑龍江呼蘭人,他是于傳勇在呼蘭區區長職務上的前任,2011年任呼蘭區區長。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區委書記,期間一直與于傳勇搭班子,2017年底任區委正局級干部,直至此次兩人同步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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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區長曾同步受處分

  此次同步落馬前,朱輝和于傳勇在2015年1月、2017年12月同步工作調整,去年2月兩人還因在扶貧領域腐敗,同步受到處分。

  在兩人同步卸任區委書記、區長后,2018年5月,黑龍江省紀委監委通報了5起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典型案件,第一條就是哈爾濱市呼蘭區貧困人口上報數據不精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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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報稱,2017年7月至9月,呼蘭區扶貧辦沒有嚴格按照脫貧退出規定程序,認定未脫貧人口1457戶3185人,后又上報未脫貧人口4036戶8800人,兩者相差2579戶5615人,波動率達177%,造成貧困人口上報數據不精準問題。

  對此,原區長兼區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于傳勇、原區委書記兼區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組長朱輝等負重要領導責任。2018年2月,于傳勇、朱輝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嚴重警告處分之前,于傳勇還在2017年因環保問題受到處分。

  2016年,中央環保督察組對黑龍江省開展環保督察,發現哈爾濱市政府及有關部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不力,冬季大氣污染嚴重,導致中小學校和幼兒園停課,高速公路封閉,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造成較大影響。此后,31名責任人員被問責,于傳勇被給予行政警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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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原因,14名官員被查

  截止于傳勇和朱輝被查,在22天時間里,哈爾濱市呼蘭區已有多達14名官員,因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黑社會集團充當“保護傘”而落馬。

  6月10日,哈爾濱市呼蘭區副區長劉東,呼蘭區腰堡街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任胡樹河,呼蘭區國土資源局副局長王洪軍,呼蘭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調研員朱濤4人,為黑社會集團充當“保護傘”,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6月13日,據黑龍江省紀委監委通報:哈爾濱市呼蘭區政協原主席孫紹文為黑社會集團充當“保護傘”,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6月15日,國家稅務總局哈爾濱市稅務局第二稽查局執行科科長侯立君,呼蘭區國土資源局原局長侯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并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充當“保護傘”,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6月16日,哈爾濱紀委監委陸續通報:哈爾濱市呼蘭區原環保局局長張淑華,呼蘭區生態環境局副局長武紅光,呼蘭區建設管理局原黨委書記、局長王明杰,哈爾濱市原環境保護局呼蘭分局局長樊大勇,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并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充當“保護傘”,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6月18日,黑龍江省紀委監委通報:哈爾濱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巡視員,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民盟哈爾濱市委主委(不駐會),市政協常委(不駐會)高巖涉嫌嚴重職務違法,并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充當“保護傘”,目前正接受監察調查。

  高巖曾于2006年12月至2011年9月,擔任哈爾濱呼蘭區副區長近5年。

  據公開履歷顯示,上述14人均為哈爾濱本地人,其中8人的簡歷中明確為呼蘭人;14人均一直在哈爾濱任職,其中11人長期在呼蘭區任職;3人已退休。

  在此之前,中央掃黑除惡第14督導組于6月5日正式進駐黑龍江,督導組組長為江西省政協主席姚增科,副組長為司法部原副部長張蘇軍。

  五天后,6月10日,中央掃黑除惡第14督導組第一小組下沉哈爾濱市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督導工作。次日,第一小組下沉到了呼蘭區。至6月底,督導組已經兩次對黑龍江反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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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0日,哈爾濱召開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新聞發布會。根據現場公布的數據,中央掃黑除惡第14督導組下沉哈爾濱市督導以來,通過執法辦案、發動在押人員、接受群眾舉報挖掘并移送“保護傘”線索20件;對紀委監委移送的涉黑涉惡案件背后的司法人員“保護傘”線索6件開展初查。

  本文中除標明來源的圖片,其余均來自網絡公開渠道,不能識別其來源,如有版權爭議,請聯系公號方。

  總監制:蘇會志

  監制:夏宇

  責編:戴麗麗李逸博

  編務:李浩然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決策雜志”(ID:juecezazhi),原文首發于2019年7月9日,標題為《書記、區長、政協主席……14名官員被“一鍋端》,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原標題:《此地干部,被一鍋端了!》)


標簽: 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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